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强调“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是党中央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标志性论断，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路径，旨在盘活生态资源，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促进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发展。

新时代“两山论”具有丰富科学内涵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考察湖州安吉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自此，“两山”理念从浙江萌发实践，并在全国范围牢固树立和践行。现在，“两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全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和人民至上的政绩观，成为了全党全社会的坚定共识和坚决行动。

“两山论”的提出、发展、创新都在乡村，源于乡村生态资源丰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战场和重要区域。可以说，生态资源是乡村最大的优势资源，也是可依赖的最大“家底”。由乡村人口、环境、生物、建筑、生产农具和文化等组成的乡村生态资源也就成为了乡村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条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通过政策创新、机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互动转化通道，将良好生态优势转变成经济发展优势。乡村利用自身优越的生态和文化条件，利用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或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等发展生态旅游或文化博物馆等特色文化产业，吸引人才、资源、资金等向乡村流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抓手，是全面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还是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路径。

“两山”转化面临主要难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积极实践，结合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持续探索“两山”转化路径模式，形成了很多典型做法和经验，但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有效破除，“两山”仍面临一些堵点难点，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一，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标不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和核心内容是为产品定价，目前较为权威和代表性的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即GEP核算。完整的核算框架对技术支撑能力要求较高，涉及的基础数据范围也较广。但目前，关于生态产品的内涵界定还未达成共识，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尚未形成公认、精准的评估框架，各地核算标准不一，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算机制的建立。

第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粗放的农业生产过程和高投入的农业生产方式（如高肥高药、大水漫灌等）是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损害、农业水土污染的重要原因。在处理农业废弃物方面，对农作物秸秆选择“焚烧”和“随意丢弃”的处理方式较多，废弃的农药包装物、农膜回收利用比例仍然较低。在防治病虫害方面，多数村民仍选择价格较低的化学农药而较少使用生物农药。在施肥方面，施用化肥远远多于有机肥，不当施肥比科学施肥多。

第三，生态产品市场化程度不高。当前，“两山”转化的模式趋同，路径仍以政府路径为主，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市场活力不足。在生态产品开发经营方面，仍面临供需对接不精准、价值实现模式不丰富、生态资源权益交易不充分等问题。生态产品市场发现机制、交易机制缺失，产品设计、交易平台、交易环节等均不明确，与现有公共资源交易机制怎样有效结合，路径尚不清晰。此外，市场认知度较低、营销渠道不够丰富也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第四，绿色金融支持力度不够。乡村地区和生态领域的金融排斥现象比较严重。乡村生态建设所需的生态修复、生态保持、生态资源开发等资金数额极大，由于提供生态产品的自然资源经营主体比较分散、产权不明晰、经济实力不强、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导致生态资源抵押困难，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较低。而农村金融机构本身的收益率和收入并不高，其融资路径单一，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担保、绿色信托投资、绿色基金等业务和金融手段更是少见或缺乏，缺乏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方式，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不高，没有发挥应有的杠杆作用。

更高站位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在于探索转化路径。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中全会对完善落实“两山”理念体制机制的部署，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一，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机制。应深化生态产品理论内涵研究，科学界定生态产品定义和分类，明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健全完善生态产品认证标准；加快建立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功能属性、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形成生态产品价值衡量标准；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普查，准确盘点生态产品存量，提高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的准确性；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不同路径，探索构建行政区域单元生态产品总值和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在政府决策和绩效考核评价中的应用，以及在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经营开发融资、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方面的应用，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约束激励机制。

第二，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应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加快推动生态与农业、生态与乡村振兴、生态与旅游业、生态与文化产业等的深度融合。挖掘和运用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加大高质量生产要素投入，大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打造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精准捕捉产品特色、精准定位消费场景、精准把控产品品质，加强品牌培育和保护，发挥生态产品溢价效应。发挥相关优质生态产业资源整合效应，深化生态产业规模化集群建设。

第三，完善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机制。应建立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的生态产品定价机制，健全生态产品市场经营机制，推进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搭建资源方与投资方、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桥梁，打通生态产品生产、流通、消费渠道；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结合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治理成效等，因地制宜构建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明确补偿主体、标准、范围、方式、机制等，提高补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业态支撑，推动建立相关产业分类目录，引导地方充分发挥生态比较优势，加快优势领域产业发展率先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四，健全绿色金融支持保障机制。应创新符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特点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鼓励金融机构探索生态环境权益质押融资的绿色金融创新，推动建设多层次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覆盖生态项目全生命周期。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指标，形成适用于绿色信贷、债券、基金、证券、保险等的基本指引。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基础条件，完善监管机制和法律法规，明确自然资源产权和生态资源权益的法律属性，构建责任明晰的监管体系，确保生态投融资机制中各方的权益和义务，促进绿色金融与生态产品市场的融合。

 （作者单位：绵阳市委党校）